他在悬崖壁攀爬了28年,这份危险任务背后

“邮差”这两个字，对八零九零这一代人来说，大多数时候是个包包——咱们只知道邮差包！如果特别强调是个代词的话，单是写出来，都觉得每个笔画都泛着黄。

“邮递员”这样的词汇，也好像只会在某些情境下出现：比如小时候老师带我们造句，说“邮递员叔叔给我们送来了报纸。”

哪怕是关于“邮递员”的怀旧（“怀旧”划重点，没错，当年拍它的时候已经是在“怀旧”了）电影《那山那人那狗》，也已经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时候的刘烨既没有一个东北口音的混血儿子，脑袋也没有那么大，只是一个普（hen）通（shuai）的小鲜肉。

真的很久远了，久远得像是在“史料笔记”里面才会出现的职业或者词汇。

可我们今天要聊的杜登文，就是一个现在还在送邮件的邮递员，没错，有一个邮递员，跟我们处在同一个时空。

杜登文派邮件跟现在的快递小哥可不一样，他需要爬一个高高的梯子，最陡的地方几乎有九十度。爬梯子的时候没有什么防护措施——脚是动力系统，手就是防护系统——简直每次上班都像是一次极限运动。在城里，这么难送的地方，估计要加钱。

而且这个地方人迹罕至，连通往天梯的路，都是杜登文一步一步踩出来的。鲁迅说，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就成了路（鲁迅：这句我确实说过）。可事实证明，思想家是存在局限性的：走出一条路不一定需要人多，一个人多走几次，也是可以的。

关于“送信”这件事，其实方式一直在变化，看过一篇余秋雨的文章，叫《信客》。“信客”是一个更古老的词汇，古老到邮政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，“邮递员”这个称呼还没有出现之前，那时候远行在外的人们，需要托一个特定的人带回家书和财物，这个人，就是“信客”。

立足于邮递员的时代，讨论信客，远比我们现在立足于属于快递小哥的语境讨论邮递员，还要渺远一些。

可有趣的是，当年的“信客”和杜登文有极多的相似之处：信客需要代写书信，杜登文也是，需要给山顶的老人读信；信客带东西是不密封的，有人托杜登文带东西，也会直接敞开箱子。这在我们寄快递的时候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讲究人情大于规则，是“迟钝”的地方特有的文化气质，也是社会规则赐予熟人社会的馈赠——相对于你的职业规则，我更愿意相信你的人品，因为我们彼此了解。

现在还在工作的邮递员，更像是一个大时代的尾音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杜登文入行之初，这一定是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，带来外面世界的声音、远方家人的信、每月一次的杂志……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待着他的到来。

那时候也有很多年轻人在从事这一行业，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新的职业出现，固有的职业被取代，从事邮递员这一职业的人也越来越少。“邮递员”三个字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变成一个只属于历史的词汇。

但至少现在，杜登文和他服务的那一片土地共存着，他知道那里的人等待着什么，他翻过一次陡峭的悬崖，就是完成一次美好的期待。

像一颗生长在深山里的草，外面的人看它是奇株，但在这片山谷里，它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组成。

被人需要着，就是种简单却也幸福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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